老猴子：说说亲历的大跃进

    作者：老猴子
    原文地址：http://bbs.cnhubei.com/thread-1892105-1-1.html

    你经历过大跃进和大饥荒吗？那是一次“狂热—凄凉—狂热”的轮回。
    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但历史被“立场”管着，“真实”总受到打压。我选择后者，一是不想让那种苦日子回来，二是帮助有些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杨继绳先生说得对：“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




    大饥荒过后，我回老家河南邓县（现邓州市）张村过年。几个朋友在我家喝酒，一位当干部的回族同学说：还记得小时候，你们怎么编儿歌嘲笑我吗？“羊肉膻，牛肉顽，想吃猪肉没有钱。”我现在就想吃猪肉了，给我炒一盘来！我说：不行，我哪能破坏你们的教规呢？
    同学哈哈大笑，说：你在外地呆久了，连咱河南这种革命大事都不知道！原来，58年，县里开大跃进动员大会，县委书记说：“回族干部要和汉族干部团结一心干革命。团结一心干革命，就要破除封建迷信；破除封建迷信，就要改变陈规陋习；改变陈规陋习，就要一起吃猪肉。简而言之，要团结就要吃猪肉，要革命就要吃猪肉。大跃进就讲一个敢字，敢想、敢说、敢干。一个干部连猪肉都不敢吃，还敢革命吗？”吃不吃猪肉成了革不革命的分水岭了，你说，我们能不吃，敢不吃吗？
    同学讲完之后，一拍胸脯，做英雄豪杰状：咱上不怕玉皇，下不怕龙王，还能怕猪肉吗？
    我说：那就给你炒一盘吧！他却摇摇头，叹口气：算了吧！


    58年下半年，集体化已经够彻底了，敲钟干活、食堂吃饭遍地开花。县领导们觉得，既然到处如此，也就算不上先进了，于是乎不失时机地创造了集体化的新形式——学校军事化：以公社为单位，把学校打乱重组，如某年级集中到A校，某年级集中到B校……校称为连，班称为排，组称为班，均以英雄命名，如黄继光连、邱少云排、王二小班。中学改名红专农业中学，男女分开编“排”，分别以男女英雄命名。
    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到武汉郊区湖口中学教书。上初中的妹妹来过三封信，头一封欢呼雀跃：吃饭不要钱，住在一起，玩得开心，共产主义了，幸福死了！第二封垂头丧气：学校说管不起饭了，以后要自带口粮和烧柴。家里吃食堂，哪有东西可带？第三封彻底失望：同学们交不起粮食和烧柴，好多都不上学了，听说学校要解散了，读不成书了，怎么办？我立即发电报让妹妹来武汉上学。那时候，武汉市粮食还没定量。


    这个故事是妹妹来武汉后讲的。她说，那姑娘她很熟，比她大不了几岁。
    58年夏天，县里的领导来公社检阅平整土地大会战。天太热，一位挑土的老年妇女脱掉上衣，来个半裸闹革命。这一新生事物被公社领导敏锐地发现了，立即下达命令：妇女要学佘太君，破除陋习干革命！县领导大加赞赏。
    由大姑娘小媳妇组成的“花木兰战斗队”一下子乱了套，要知道那时候是没有胸罩这东西的，脱了上衣可就真的光着了。于是，变相抵制者有之，偷偷溜走者有之……公社领导一见，气得两眼冒火，命令共青团书记（忘记是公社的还是大队的了），二十出头的小姑娘，给花木兰们做榜样。
    她，党的助手，青年的先锋，革命的接班人，即使一万个不愿意，也不能同党对抗啊！
    牙一咬，眼一闭，脱！
    晚上回到家，遭父母亲一顿臭骂。
    第二天早上，妈妈推开女儿房门，看到的是……挂在屋梁上的尸体！
    妈妈疯了，祥林嫂似地逢人便讲：我不该骂她，我把她害死了！
    妈妈很宽厚，没有埋怨害死女儿的人；那人有功，升到县里去了。




    妹妹在我这里上了半年学，武汉粮食也定量了。一人的饭俩人吃，都得饿死。我那时正好借住在湖口派出所，找所长一问，回答说“把户口迁过来就行了”。一封电报回去，家里立即寄来了《户口迁移证》，顺利得出奇。原来公社干部说，吃饭的嘴越少越好。武汉这边却出了新政策，要办《粮食供应证》，新入籍的须原籍开证明过来。又一封电报回去，家里回信说：公社让交100斤全国粮票才给开证明。天文数字啊！我4个月不吃饭才能凑够100斤，还只是地方粮票。妹妹的读书梦、城市梦就这样破灭了，只好怏怏地离汉回乡。
    妹妹的祸却是父亲的福。
    妹妹回到家里，见父亲已气若游丝，马上要成饿死鬼了。忙拿出路上没舍得用的两斤全国粮票，到大队油坊买回半块“芝麻饼”（压榨芝麻油剩下的渣滓形成的锅盖大小的圆饼），掰一小块儿，碾碎，用开水调成糊，给父亲灌下去。就这么简单，父亲活过来了。
    两斤粮票换来的半块芝麻饼不仅救了父亲的命，还成了全家人苦涩的树皮、树叶和野菜汤里仅有的粮食香味儿。
    粮票，误了妹妹一生，救了父亲一命！


    这种事儿自然是大饥荒过后，邻居们才讲出来的。像在讲别人，像在讲笑话，无丝毫羞愧之色。也确实没什么好羞愧的。
    “提起吃食堂，眼泪流多长。锅里没米下，顿顿喝稀汤。要想照个合影相，全家扒到锅台上。” “清早的馍二两重，下边有个万人洞；晌午的饭一勺半，只见叶子不见面；黑了的汤照月亮，不喝吧，饿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处藏。”这儿歌说的是吃食堂后期的情形，等食堂散伙，连稀汤都没喝的了。
    于是就偷。先是偷青苗，在挖野菜、草根的掩护下偷，这只是“偷盗大戏”的序曲。
    大戏开幕是在小麦、豌豆灌浆之后。起初还真的是“偷”，夜晚，偷偷摸摸地潜入地里，把麦籽、豆荚生吃个饱，再采一些藏在怀里、裤裆里，带回家用脸盆煮了给老人孩子吃。邻居们笑着说：“这才算过上了幸福生活。”
    干部们为保护集体财产，很花了一番心思，派出基干民兵日夜巡逻，见了就抓，抓住就捆，送到大队部，吊起来打，打完再“辩论”（就是批斗）。剧情发展至此，应该有个转折了，但没有。
    社员们说“挨打比挨饿好受”，遂把“偷盗大戏”推向了高潮：时不分白天黑夜，人不分男女老幼，成群结伙乃至浩浩荡荡地偷：“世界末日将临，谁还怕谁？”“民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干部们见此架势，只好睁只眼闭只眼。邻居们评论说：“这是解放以来干群关系最好的时期。”我想到的是，巴西地理学家卡斯特罗的话“饥饿是革命的同盟军”并非真理，这不，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饥饿也不会引起革命。


    在学校，我饿得不行，想回家补充营养并“吃公攒私”，60年春节就不声不响摸回了家。
    出襄樊，进邓县，脑子里马上冒出伟大领袖的诗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接着又罪恶地想道：唱个屁，鬼们早就饿得唱不动了，说不定鬼也饿死了，变成了鬼的鬼。
    革命标语随处可见，有一条最为触目惊心：勒紧裤腰带，支援亚非拉！
    真奇怪，襄樊这边也闹饥荒，但野外还有些许绿色：路旁有树，田埂有草，地里有苗，尽管稀稀疏疏、蔫头耷脑，总不像邓县满眼土黄啊！什么原因呢？我猜想，对“支援亚非拉”的态度不同吧？
    在邓县汽车站买票，售票员听了我变味的家乡话，盯了我半天，叹口气说：“你还回来过年哪？我看……算了吧……”我懂得她的意思，但仗着途中所见垫底，心理应当承受得起，还是决定回家。

    家里景象仍然远远出乎预料：无门、无窗、无床、无柜、无桌、无凳、无锅、无铲、无锄、无镰、无斧……它们都和村子里、道路旁的大树、小树，以及为老人们预备的棺材一起为大炼钢铁做贡献了。唯一的用具是搪瓷脸盆，因为它不是木头不是铁。


    这时候回家混饭吃，不知道家乡的情况吗？不知道！父母怕影响我进步，信中从没有这类反动信息。
    年还是过了，而且吃了一顿白面肉包子，用脸盆蒸的一“锅”肉包子。我一连吞下十来个，才感到了饱，感到了香，感到了生之幸福。不过，“吃公攒私”的计划没能实现，大年初二就匆匆离家，还“赔”上了几斤粮票，是偷偷留下的。
    听邻居们说，有一位部队高官，探亲返京后，偷偷向刘少奇告了吴芝圃一状，上面才拨下粮食，让农民过个饱年。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偷偷”二字意味深长，包含着乡亲们的爱与恨，这是人人可以悟得出来的。
    （这一次贸然回家，给自己带来了十几年的灾难。一天，学校召开“向党交心”动员大会，书记说了“无事不可向党言”之后，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我想：坏了，我曾向一同事悄悄说过过一点回乡见闻，他肯定出卖了我。是祸躲不过，争取主动吧，当晚就找书记“交心”去了。但从书记的反应看，那同事并没出卖我，是自己心里有鬼。交了心并不后悔，是儿子向母亲说了心里话啊！但党不高兴，后果很严重，“反对三面红旗，跟党离心离德” 的讨伐声从此开始，听了十几年，听了几百遍，“思想右倾”的帽子一直戴到文革结束。有趣的是，入党时，我重提旧事，引起一阵含泪的笑声。）


    其实，在这顿幸福的肉包子之前，我已经幸福过一次了。
    到家的第二天，到设在镇上的邓县五中去拜访一位老师，我的小学同学。
中午，他从食堂端来一碗“熬菜”，里面有猪肉、萝卜等，分量不少，外加一个大馒头。他说：下午放寒假，所以加餐，你运气好，碰上了。我边吃边说：还是你们在农村当老师好啊，伙食真不错！眨眼工夫，菜和馍就被我消灭干净了。我催他去食堂吃饭，他说，不忙。
    我心满意足地回到家。说起在同学那儿吃饭的事儿，堂兄说：你傻呀，这种伙食一年就一回，一人就一份，你吃了他吃啥？
    听了这话，我后悔吗？后悔，又夹带着庆幸：得亏事先不知道！我很卑鄙是吧？可你知道，那年月什么是人生最大幸福吗？是吃一顿饱饭。看，我又在为自己开脱了。是该死的饥饿让人性发生了变异！


    正月初三，我不顾妈妈的阻拦，到30里外的韦集（原属邓县，现归淅川）给舅父母拜年，给外婆上坟。
    随着舅舅家的房子映入眼帘，一股浓烈的臭味扑来。您知道我看到了什么？舅舅家房子外的空地上平铺着一层粪肥，人粪、牲畜粪混合而成的粪肥。那是一个比篮球场大小的打麦场，粪铺得满满的，仅门口留下一条可供人走的通道。舅舅家一排平房，没有院子，这就是说，堂屋的大门、卧室、厨房的窗子离粪场仅一步之遥。
    就舅母一人在家。我说：叫人怎么生活？谁干的？太欺负人了！
    舅母说：生产队。谁叫咱出身不好呢？
    我说：舅舅的右派不是早平反了，现在还当着校长嘛，怎么能叫出身不好？（注意：是“平反”不是“摘帽”。但人们不分青红皂白，都称“摘帽右派”，也就是“无期”右派，永远的敌人了。）
    舅母岔开话题：天晴了才铺开晒，下雨就堆起来，忍忍就过去了。
    天哪，一个上过县城女中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居然降到如此地步！
    臭味太浓，我一个劲地呕吐。舅母说，不留你吃饭了，快回去吧！
    我乐得就坡下驴，说：我去给外婆上坟，领我去吧！
    舅母说：别去了，哪有什么坟哪？前年，你外婆饿死以后，报告了队干部，他们派人丢到红薯窖里了。还说，不能怪他们，树在大炼钢铁时候砍光了，哪有木材做棺材？人们都饿得不行，谁有力气挖坑？我说，后来怎么不重新埋葬呢？舅母说，红薯窖里不知道丢了多少人，队干部干脆叫人把红薯窖用土填满，封死了。没地方烧纸，你就别去了。
    我这才明白，妈妈为什么不让我到舅舅家了。
    外婆，您就安心地在红薯窖里住下去吧，有那么多熟人一起，挤是挤了点儿，但热闹，不孤单！


    堂兄一直在小学、中学、公社教育组干，不是官，可也是正儿八经的公职人员。因此，我前一次回家，他闭口不谈大跃进的事。

    65年这次回去，他闸门大开，讲了很多。有两个故事最为生动、感人。
    第一个有点儿凄凉。
    60年，他在一农村小学当五年级班主任。一天早上，发现一个女生没来，并没当回事儿。因为常有学生不打招呼就不来上学，跟大人出外逃荒去了。下午才听说，女孩死了，不是饿死了，是撑死了。原来她早上来上学，见一块地里的豌豆角快“饱”了，就躲进去吃，拼命吃，吃的太多，就撑死了。
大哥忙奔女孩家，没见到女孩的尸体。
    她妈说，埋了。表情木木的。
    她爹说，这娃有福气，当个撑死鬼。
    堂兄还告诉我，周围几个村子里，好多家都有人饿死，死了也没力气埋，在七里河滩扒个浅坑，丢进去，盖上点沙子了事。有的村庄死的死逃的逃，空了。有一家五口人，一天早上被人发现六具尸体。怎么回事儿？到舅舅家混饭吃的小外甥女一块儿饿死了。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不知道，国家机密！


    2009年9月，在深圳，侄女婿向我讲了他伯父的一件事。
侄女婿的开场白是：我大伯已经死了五十年了。浮肿加肝炎，病死的，也就是饿死的。
    事情是这样的：60年，大伯才二十多岁，食量正大，实在饿得不行，就到她姐家去打秋风。心想，姐家住县城，有供应粮，再不够也饿不死，多少总能帮点儿。谁知一到姐家，就听两个孩子哭着喊“饿”，再看两个大人也面黄肌瘦的。大伯没好意思开口，只说来城里转转。
    中午吃饭，姐姐给他端来一碗红薯包谷糁稀饭。（大伯回家后形容说：清汤寡水，红薯不是块儿，是丁儿，三四个吧。）大伯急忙伸手去接，饥饿加激动，手抖起来，啪，碗掉到地上，破成几瓣，泼洒一地。俩孩子一声惊叫，俩大人一声叹息。大伯连忙蹲下身子，用双手去捧。稀水一般，捧得了啥？
    大伯“咚”的一声双膝跪地，弯腰低头，唇舌并用，连吮带舔。大人小孩都呆住了，忘记了拉他起来。大伯舔完，站起，连连说：“金贵啊，可惜了！”接着冒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其实也没啥。”两个大人却听明白了，抽泣起来，两个孩子跟着嚎啕大哭。
    告别的时候，大伯父的语话变了：“我像一条狗！丢人，丢了祖宗八代的人！”
    侄女婿最后说：没过一年，大伯就死了，才二十多啊！饿死的，不让说是饿死的，可实实在在是饿死的。


    大饥荒几年之后，我回乡探亲，到镇外一农村小学闲逛。无意中，碰见一位小学的同班同学，苍老、瘦弱、寒酸、颓丧。我问：“大学毕业分回来了？”
    他告诉我，大学还没读一年，粮食定量了，他告诉家里吃不饱。他爹回信说：全国粮票弄不到，咱家不缺粮，回来吧，别饿死在大城市了。于是，他退学回家，投奔大队书记父亲——吃饱饭去了。
    他的确吃得很饱，而且很好。他自嘲说：“比过去的地主吃的还好。罪孽呀……” “罪孽”指什么，他没解释，我推测可能是说：那个时候，正是绝大多数邓县农民终日不见一粒粮，以树皮、草根、野菜充饥，不断有人逃荒、浮肿、饿死的时候。
    后来，他爹安排他到小学当老师。不费周折，学校是公社管着的。
    再后来，他爹像众多干部一样倒了霉。反“极左”，有个形象的名字，“拔钉子”，即把掌握印把子、勺把子的基层干部，集中到县里批斗，因为他们多吃多占，欺压群众，是插进社员肉里的钉子。经过一段喝稀汤，吃野菜，饿得前心贴后背，体会了群众的痛苦，挨批斗，良心受折磨和为前程担忧的日子之后，多数被撤了职，有几个自觉罪孽深重而自杀身亡。老百姓并没有拍手称快，麻木了，也不知道明天轮到谁。
    果然，没过多久，又反“右倾”，受了处分的或官复原职，或官升一级，除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一个也不少。说这些干部本质是好的，是党的宝贵财富，打击他们就是打击革命。于是“打击革命”的人又受批判。
    同学他爹官复原职了，继续威风着，享乐着。但也忧郁着，后悔着，为他那好不容易跳出农门，又为吃饱肚子而回到农村的儿子。同学说，他爸一回家就叹气就唠叨：“要是我不当这大队书记，像普通社员一样饿肚子，就不会叫你回来了。哎，看这弄的，害了你一辈子！”同学最后说：“我也后悔极了！不过想想我爹的作为，又觉得是报应。你知道干部们怎样对待农民吗？捆绑吊打，批判斗争，砸锅扒灶……比解放前的恶霸可狠多了！”我不敢附和，只在心里替他做了点补充：以革命的名义！




    65年大哥讲的另一个生动故事，算得上黑色幽默故事。
    能吃个半饱了，饿不死了，理所当然地要搞运动了，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忆苦思甜是主要形式，目的是教育人民认识社会主义好、三面红旗好。

    有一天，一所中学请一位苦大仇深的贫农老奶奶作忆苦思甜报告。在另一所中学当副校长的大哥也带学生参加了。
    领导首先讲话：旧社会害得老奶奶家破人亡，新社会让老奶奶过上幸福生活。老奶奶的血泪控诉，将充分揭示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老奶奶在“学习、致敬”声中走上讲台，说：“旧社会，我大儿子被景湘云（记不得是民团团长，还是土匪头子）拉走了，（口号声：打倒景湘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后来挨了枪子，死了。（口号声：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60年，我家老头子饿死了，二儿子饿死了，媳妇带着孙娃子跑了，就剩下我一个孤老婆子了……”
    领导们一听，坏了，连拉带推地把她弄下台去。
    忆苦会不了了之。校长们被留下接受新任务：注意老师的思想动向，抓紧给学生消毒。校长们点头称是，心里却在打鼓：这消毒岂不是批判老贫农？批判了老贫农，岂不又得消毒？

    哥哥说，他从不敢请老贫农作报告，他们仗着苦大仇深，根正苗红，口无遮拦，胡说八道，给党和社会主义抹黑。这样的事在其他学校发生过。如有老贫农说，这种苦日子，人老几辈没听说过。有的说，旧社会怕土匪，新社会怕干部。有的说，地主？ kēn（俭省）哩很，抠抠屁股，suē suē（含在口里舔）指头，屁福也没享过，比队干部可差远了！
    哥哥说：我的学校因为没出这种事儿，咱这副校长就摘了“副”字帽。他们说我政治觉悟高，政策水平高。屁，我是怕整到农村修地球。哎，这样的事儿多了！

    （曾把这个故事讲给几个朋友听，他们有的说“是我家乡的事”，有的说“跟我听到的差不多”，言外之意是，我这故事是抄袭的。我告诉他们：你听到的是你那儿的，我说的是我这儿的，大同小异不是我的错。）


    听完大哥的幽默故事，我说，前天，我也受了一次忆苦思甜教育。
    我到家的当天，黄昏时分，一阵歌声传来，很雄壮，仔细一听是《东方红》，便没在意。妹妹提示我注意歌词。可惜第一段过去了，只听清了后两段：
    毛主席，毛主席，
    端起饭碗想起了你。
    幸福生活是你给的，
    呼儿嗨呀，                          
    我们永远热爱你！

    共产党，像太阳，
    端起饭碗想起了党。
    共产主义是天堂，
    呼儿嗨呀，
    我们永远跟着党！

    公社干部在搞“社教’，这是他们的吃饭仪式。大哥说：这算什么？你没见村口、路边新修了好多土地庙吗？不过，里头供奉的不是土地爷，是毛主席。
    我和大哥推测：又热起来了，要不了好久肯定会有新名堂出来。
    （现在想想，咱河南的领导可真是意识超前，文革中的那些敬献忠心形式，他们早就发明出来了。）

    【完】

    转发一篇不相识的同乡（作者家乡文渠与张村相邻）的文章片段：

    大炼钢铁后，秋庄稼没收回来，大队小队家底都空了。59年初，我又被押送回南阳附近的环城公社包庄生产队劳动。那时候农村食堂还没散，顿顿喝用麦糁子搅的稀饭，十天半月才吃顿稀面条，饿的前心贴后背。59年麦子丰收，可还是虚报产量，统购透底，生产队存粮很少。59年秋季干旱歉收，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半收。红薯亩产有1000多斤，玉米高粱豆子收成差。
    到了60年春季，饥荒就显露出来了。从3月份开始，就开始饿死人了。也就是这时候，我又被押送到十里庙砖瓦厂劳动。那里有定量供应，现在回想起来是救了我一命。6月份麦子成熟时，我们在劳动，看到附近的地里，有人饿的忍耐不住，掐麦穗揉搓后吃麦籽。当时有许多从唐河等县逃荒过来的灾民，个个面黄肌瘦。他们是先被集中到南阳收容站，然后被送到砖瓦厂。一个唐河县祁仪公社的小伙子偷偷告诉我，他们那里树皮被扒光了，大雁在野地里拉的雁屎，人们也捡着吃。饿死的人很多，有的村子死人都没人抬出去掩埋，因为都饿的走不动了。
    一天傍晚，我在进城路上，看到一个个饥民面无表情，夕阳下拖着瘦长的身影，在路上蹒跚挪动。有的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在路边，再也爬不起来了。真可以说是饿殍载道，可是谁也无力去救去管。我老家是邓县文渠公社李楼村，100多口人饿死20多个。其中一家是地主，别人敢去偷青苗吃，他一家不敢，结果11口人被饿死7口。由于文渠公社饿死人多，区委书记郑某某害怕追究责任，就开枪自杀了。
    60年秋季收成好一些，又开始了“拔钉子”，凡是拿印把拿勺把的基层干部，统统集中起来整治批斗，连邓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也不能逃脱。县长和我是熟人，后来告诉我，在“拔钉子”期间整天喝稀汤，饿的受不了。有次上厕所，看见墙头上搭有半干的红薯秧子，就拽下来往嘴里填。南阳地区邓县、唐河县是重灾区，唐河县饿死50多万人，县委书记害怕上级追查，领着全家跳井自杀，只有大儿子自己爬上井口，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得以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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