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猴子
    原文地址：http://bbs.cnhubei.com/thread-1892105-1-1.html

    你经历过大跃进和大饥荒吗？那是一次“狂热—凄凉—狂热”的轮回。
    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但历史被“立场”管着，“真实”总受到打压。我选择后者，一是不想让那种苦日子回来，二是帮助有些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杨继绳先生说得对：“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




    大饥荒过后，我回老家河南邓县（现邓州市）张村过年。几个朋友在我家喝酒，一位当干部的回族同学说：还记得小时候，你们怎么编儿歌嘲笑我吗？“羊肉膻，牛肉顽，想吃猪肉没有钱。”我现在就想吃猪肉了，给我炒一盘来！我说：不行，我哪能破坏你们的教规呢？
    同学哈哈大笑，说：你在外地呆久了，连咱河南这种革命大事都不知道！原来，58年，县里开大跃进动员大会，县委书记说：“回族干部要和汉族干部团结一心干革命。团结一心干革命，就要破除封建迷信；破除封建迷信，就要改变陈规陋习；改变陈规陋习，就要一起吃猪肉。简而言之，要团结就要吃猪肉，要革命就要吃猪肉。大跃进就讲一个敢字，敢想、敢说、敢干。一个干部连猪肉都不敢吃，还敢革命吗？”吃不吃猪肉成了革不革命的分水岭了，你说，我们能不吃，敢不吃吗？
    同学讲完之后，一拍胸脯，做英雄豪杰状：咱上不怕玉皇，下不怕龙王，还能怕猪肉吗？
    我说：那就给你炒一盘吧！他却摇摇头，叹口气：算了吧！


    58年下半年，集体化已经够彻底了，敲钟干活、食堂吃饭遍地开花。县领导们觉得，既然到处如此，也就算不上先进了，于是乎不失时机地创造了集体化的新形式——学校军事化：以公社为单位，把学校打乱重组，如某年级集中到A校，某年级集中到B校……校称为连，班称为排，组称为班，均以英雄命名，如黄继光连、邱少云排、王二小班。中学改名红专农业中学，男女分开编“排”，分别以男女英雄命名。
    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到武汉郊区湖口中学教书。上初中的妹妹来过三封信，头一封欢呼雀跃：吃饭不要钱，住在一起，玩得开心，共产主义了，幸福死了！第二封垂头丧气：学校说管不起饭了，以后要自带口粮和烧柴。家里吃食堂，哪有东西可带？第三封彻底失望：同学们交不起粮食和烧柴，好多都不上学了，听说学校要解散了，读不成书了，怎么办？我立即发电报让妹妹来武汉上学。那时候，武汉市粮食还没定量。


    这个故事是妹妹来武汉后讲的。她说，那姑娘她很熟，比她大不了几岁。
    58年夏天，县里的领导来公社检阅平整土地大会战。天太热，一位挑土的老年妇女脱掉上衣，来个半裸闹革命。这一新生事物被公社领导敏锐地发现了，立即下达命令：妇女要学佘太君，破除陋习干革命！县领导大加赞赏。
    由大姑娘小媳妇组成的“花木兰战斗队”一下子乱了套，要知道那时候是没有胸罩这东西的，脱了上衣可就真的光着了。于是，变相抵制者有之，偷偷溜走者有之……公社领导一见，气得两眼冒火，命令共青团书记（忘记是公社的还是大队的了），二十出头的小姑娘，给花木兰们做榜样。
    她，党的助手，青年的先锋，革命的接班人，即使一万个不愿意，也不能同党对抗啊！
    牙一咬，眼一闭，脱！
    晚上回到家，遭父母亲一顿臭骂。
    第二天早上，妈妈推开女儿房门，看到的是……挂在屋梁上的尸体！
    妈妈疯了，祥林嫂似地逢人便讲：我不该骂她，我把她害死了！
    妈妈很宽厚，没有埋怨害死女儿的人；那人有功，升到县里去了。




    妹妹在我这里上了半年学，武汉粮食也定量了。一人的饭俩人吃，都得饿死。我那时正好借住在湖口派出所，找所长一问，回答说“把户口迁过来就行了”。一封电报回去，家里立即寄来了《户口迁移证》，顺利得出奇。原来公社干部说，吃饭的嘴越少越好。武汉这边却出了新政策，要办《粮食供应证》，新入籍的须原籍开证明过来。又一封电报回去，家里回信说：公社让交100斤全国粮票才给开证明。天文数字啊！我4个月不吃饭才能凑够100斤，还只是地方粮票。妹妹的读书梦、城市梦就这样破灭了，只好怏怏地离汉回乡。
    妹妹的祸却是父亲的福。
    妹妹回到家里，见父亲已气若游丝，马上要成饿死鬼了。忙拿出路上没舍得用的两斤全国粮票，到大队油坊买回半块“芝麻饼”（压榨芝麻油剩下的渣滓形成的锅盖大小的圆饼），掰一小块儿，碾碎，用开水调成糊，给父亲灌下去。就这么简单，父亲活过来了。
    两斤粮票换来的半块芝麻饼不仅救了父亲的命，还成了全家人苦涩的树皮、树叶和野菜汤里仅有的粮食香味儿。
    粮票，误了妹妹一生，救了父亲一命！


    这种事儿自然是大饥荒过后，邻居们才讲出来的。像在讲别人，像在讲笑话，无丝毫羞愧之色。也确实没什么好羞愧的。
    “提起吃食堂，眼泪流多长。锅里没米下，顿顿喝稀汤。要想照个合影相，全家扒到锅台上。” “清早的馍二两重，下边有个万人洞；晌午的饭一勺半，只见叶子不见面；黑了的汤照月亮，不喝吧，饿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处藏。”这儿歌说的是吃食堂后期的情形，等食堂散伙，连稀汤都没喝的了。
    于是就偷。先是偷青苗，在挖野菜、草根的掩护下偷，这只是“偷盗大戏”的序曲。
    大戏开幕是在小麦、豌豆灌浆之后。起初还真的是“偷”，夜晚，偷偷摸摸地潜入地里，把麦籽、豆荚生吃个饱，再采一些藏在怀里、裤裆里，带回家用脸盆煮了给老人孩子吃。邻居们笑着说：“这才算过上了幸福生活。”
    干部们为保护集体财产，很花了一番心思，派出基干民兵日夜巡逻，见了就抓，抓住就捆，送到大队部，吊起来打，打完再“辩论”（就是批斗）。剧情发展至此，应该有个转折了，但没有。
    社员们说“挨打比挨饿好受”，遂把“偷盗大戏”推向了高潮：时不分白天黑夜，人不分男女老幼，成群结伙乃至浩浩荡荡地偷：“世界末日将临，谁还怕谁？”“民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干部们见此架势，只好睁只眼闭只眼。邻居们评论说：“这是解放以来干群关系最好的时期。”我想到的是，巴西地理学家卡斯特罗的话“饥饿是革命的同盟军”并非真理，这不，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饥饿也不会引起革命。


    在学校，我饿得不行，想回家补充营养并“吃公攒私”，60年春节就不声不响摸回了家。
    出襄樊，进邓县，脑子里马上冒出伟大领袖的诗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接着又罪恶地想道：唱个屁，鬼们早就饿得唱不动了，说不定鬼也饿死了，变成了鬼的鬼。
    革命标语随处可见，有一条最为触目惊心：勒紧裤腰带，支援亚非拉！
    真奇怪，襄樊这边也闹饥荒，但野外还有些许绿色：路旁有树，田埂有草，地里有苗，尽管稀稀疏疏、蔫头耷脑，总不像邓县满眼土黄啊！什么原因呢？我猜想，对“支援亚非拉”的态度不同吧？
    在邓县汽车站买票，售票员听了我变味的家乡话，盯了我半天，叹口气说：“你还回来过年哪？我看……算了吧……”我懂得她的意思，但仗着途中所见垫底，心理应当承受得起，还是决定回家。

    家里景象仍然远远出乎预料：无门、无窗、无床、无柜、无桌、无凳、无锅、无铲、无锄、无镰、无斧……它们都和村子里、道路旁的大树、小树，以及为老人们预备的棺材一起为大炼钢铁做贡献了。唯一的用具是搪瓷脸盆，因为它不是木头不是铁。


    这时候回家混饭吃，不知道家乡的情况吗？不知道！父母怕影响我进步，信中从没有这类反动信息。
    年还是过了，而且吃了一顿白面肉包子，用脸盆蒸的一“锅”肉包子。我一连吞下十来个，才感到了饱，感到了香，感到了生之幸福。不过，“吃公攒私”的计划没能实现，大年初二就匆匆离家，还“赔”上了几斤粮票，是偷偷留下的。
    听邻居们说，有一位部队高官，探亲返京后，偷偷向刘少奇告了吴芝圃一状，上面才拨下粮食，让农民过个饱年。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偷偷”二字意味深长，包含着乡亲们的爱与恨，这是人人可以悟得出来的。
    （这一次贸然回家，给自己带来了十几年的灾难。一天，学校召开“向党交心”动员大会，书记说了“无事不可向党言”之后，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我想：坏了，我曾向一同事悄悄说过过一点回乡见闻，他肯定出卖了我。是祸躲不过，争取主动吧，当晚就找书记“交心”去了。但从书记的反应看，那同事并没出卖我，是自己心里有鬼。交了心并不后悔，是儿子向母亲说了心里话啊！但党不高兴，后果很严重，“反对三面红旗，跟党离心离德” 的讨伐声从此开始，听了十几年，听了几百遍，“思想右倾”的帽子一直戴到文革结束。有趣的是，入党时，我重提旧事，引起一阵含泪的笑声。）


    其实，在这顿幸福的肉包子之前，我已经幸福过一次了。
    到家的第二天，到设在镇上的邓县五中去拜访一位老师，我的小学同学。
中午，他从食堂端来一碗“熬菜”，里面有猪肉、萝卜等，分量不少，外加一个大馒头。他说：下午放寒假，所以加餐，你运气好，碰上了。我边吃边说：还是你们在农村当老师好啊，伙食真不错！眨眼工夫，菜和馍就被我消灭干净了。我催他去食堂吃饭，他说，不忙。
    我心满意足地回到家。说起在同学那儿吃饭的事儿，堂兄说：你傻呀，这种伙食一年就一回，一人就一份，你吃了他吃啥？
    听了这话，我后悔吗？后悔，又夹带着庆幸：得亏事先不知道！我很卑鄙是吧？可你知道，那年月什么是人生最大幸福吗？是吃一顿饱饭。看，我又在为自己开脱了。是该死的饥饿让人性发生了变异！


    正月初三，我不顾妈妈的阻拦，到30里外的韦集（原属邓县，现归淅川）给舅父母拜年，给外婆上坟。
    随着舅舅家的房子映入眼帘，一股浓烈的臭味扑来。您知道我看到了什么？舅舅家房子外的空地上平铺着一层粪肥，人粪、牲畜粪混合而成的粪肥。那是一个比篮球场大小的打麦场，粪铺得满满的，仅门口留下一条可供人走的通道。舅舅家一排平房，没有院子，这就是说，堂屋的大门、卧室、厨房的窗子离粪场仅一步之遥。
    就舅母一人在家。我说：叫人怎么生活？谁干的？太欺负人了！
    舅母说：生产队。谁叫咱出身不好呢？
    我说：舅舅的右派不是早平反了，现在还当着校长嘛，怎么能叫出身不好？（注意：是“平反”不是“摘帽”。但人们不分青红皂白，都称“摘帽右派”，也就是“无期”右派，永远的敌人了。）
    舅母岔开话题：天晴了才铺开晒，下雨就堆起来，忍忍就过去了。
    天哪，一个上过县城女中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居然降到如此地步！
    臭味太浓，我一个劲地呕吐。舅母说，不留你吃饭了，快回去吧！
    我乐得就坡下驴，说：我去给外婆上坟，领我去吧！
    舅母说：别去了，哪有什么坟哪？前年，你外婆饿死以后，报告了队干部，他们派人丢到红薯窖里了。还说，不能怪他们，树在大炼钢铁时候砍光了，哪有木材做棺材？人们都饿得不行，谁有力气挖坑？我说，后来怎么不重新埋葬呢？舅母说，红薯窖里不知道丢了多少人，队干部干脆叫人把红薯窖用土填满，封死了。没地方烧纸，你就别去了。
    我这才明白，妈妈为什么不让我到舅舅家了。
    外婆，您就安心地在红薯窖里住下去吧，有那么多熟人一起，挤是挤了点儿，但热闹，不孤单！


    堂兄一直在小学、中学、公社教育组干，不是官，可也是正儿八经的公职人员。因此，我前一次回家，他闭口不谈大跃进的事。

    65年这次回去，他闸门大开，讲了很多。有两个故事最为生动、感人。
    第一个有点儿凄凉。
    60年，他在一农村小学当五年级班主任。一天早上，发现一个女生没来，并没当回事儿。因为常有学生不打招呼就不来上学，跟大人出外逃荒去了。下午才听说，女孩死了，不是饿死了，是撑死了。原来她早上来上学，见一块地里的豌豆角快“饱”了，就躲进去吃，拼命吃，吃的太多，就撑死了。
大哥忙奔女孩家，没见到女孩的尸体。
    她妈说，埋了。表情木木的。
    她爹说，这娃有福气，当个撑死鬼。
    堂兄还告诉我，周围几个村子里，好多家都有人饿死，死了也没力气埋，在七里河滩扒个浅坑，丢进去，盖上点沙子了事。有的村庄死的死逃的逃，空了。有一家五口人，一天早上被人发现六具尸体。怎么回事儿？到舅舅家混饭吃的小外甥女一块儿饿死了。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不知道，国家机密！


    2009年9月，在深圳，侄女婿向我讲了他伯父的一件事。
侄女婿的开场白是：我大伯已经死了五十年了。浮肿加肝炎，病死的，也就是饿死的。
    事情是这样的：60年，大伯才二十多岁，食量正大，实在饿得不行，就到她姐家去打秋风。心想，姐家住县城，有供应粮，再不够也饿不死，多少总能帮点儿。谁知一到姐家，就听两个孩子哭着喊“饿”，再看两个大人也面黄肌瘦的。大伯没好意思开口，只说来城里转转。
    中午吃饭，姐姐给他端来一碗红薯包谷糁稀饭。（大伯回家后形容说：清汤寡水，红薯不是块儿，是丁儿，三四个吧。）大伯急忙伸手去接，饥饿加激动，手抖起来，啪，碗掉到地上，破成几瓣，泼洒一地。俩孩子一声惊叫，俩大人一声叹息。大伯连忙蹲下身子，用双手去捧。稀水一般，捧得了啥？
    大伯“咚”的一声双膝跪地，弯腰低头，唇舌并用，连吮带舔。大人小孩都呆住了，忘记了拉他起来。大伯舔完，站起，连连说：“金贵啊，可惜了！”接着冒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其实也没啥。”两个大人却听明白了，抽泣起来，两个孩子跟着嚎啕大哭。
    告别的时候，大伯父的语话变了：“我像一条狗！丢人，丢了祖宗八代的人！”
    侄女婿最后说：没过一年，大伯就死了，才二十多啊！饿死的，不让说是饿死的，可实实在在是饿死的。


    大饥荒几年之后，我回乡探亲，到镇外一农村小学闲逛。无意中，碰见一位小学的同班同学，苍老、瘦弱、寒酸、颓丧。我问：“大学毕业分回来了？”
    他告诉我，大学还没读一年，粮食定量了，他告诉家里吃不饱。他爹回信说：全国粮票弄不到，咱家不缺粮，回来吧，别饿死在大城市了。于是，他退学回家，投奔大队书记父亲——吃饱饭去了。
    他的确吃得很饱，而且很好。他自嘲说：“比过去的地主吃的还好。罪孽呀……” “罪孽”指什么，他没解释，我推测可能是说：那个时候，正是绝大多数邓县农民终日不见一粒粮，以树皮、草根、野菜充饥，不断有人逃荒、浮肿、饿死的时候。
    后来，他爹安排他到小学当老师。不费周折，学校是公社管着的。
    再后来，他爹像众多干部一样倒了霉。反“极左”，有个形象的名字，“拔钉子”，即把掌握印把子、勺把子的基层干部，集中到县里批斗，因为他们多吃多占，欺压群众，是插进社员肉里的钉子。经过一段喝稀汤，吃野菜，饿得前心贴后背，体会了群众的痛苦，挨批斗，良心受折磨和为前程担忧的日子之后，多数被撤了职，有几个自觉罪孽深重而自杀身亡。老百姓并没有拍手称快，麻木了，也不知道明天轮到谁。
    果然，没过多久，又反“右倾”，受了处分的或官复原职，或官升一级，除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一个也不少。说这些干部本质是好的，是党的宝贵财富，打击他们就是打击革命。于是“打击革命”的人又受批判。
    同学他爹官复原职了，继续威风着，享乐着。但也忧郁着，后悔着，为他那好不容易跳出农门，又为吃饱肚子而回到农村的儿子。同学说，他爸一回家就叹气就唠叨：“要是我不当这大队书记，像普通社员一样饿肚子，就不会叫你回来了。哎，看这弄的，害了你一辈子！”同学最后说：“我也后悔极了！不过想想我爹的作为，又觉得是报应。你知道干部们怎样对待农民吗？捆绑吊打，批判斗争，砸锅扒灶……比解放前的恶霸可狠多了！”我不敢附和，只在心里替他做了点补充：以革命的名义！




    65年大哥讲的另一个生动故事，算得上黑色幽默故事。
    能吃个半饱了，饿不死了，理所当然地要搞运动了，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忆苦思甜是主要形式，目的是教育人民认识社会主义好、三面红旗好。

    有一天，一所中学请一位苦大仇深的贫农老奶奶作忆苦思甜报告。在另一所中学当副校长的大哥也带学生参加了。
    领导首先讲话：旧社会害得老奶奶家破人亡，新社会让老奶奶过上幸福生活。老奶奶的血泪控诉，将充分揭示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老奶奶在“学习、致敬”声中走上讲台，说：“旧社会，我大儿子被景湘云（记不得是民团团长，还是土匪头子）拉走了，（口号声：打倒景湘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后来挨了枪子，死了。（口号声：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60年，我家老头子饿死了，二儿子饿死了，媳妇带着孙娃子跑了，就剩下我一个孤老婆子了……”
    领导们一听，坏了，连拉带推地把她弄下台去。
    忆苦会不了了之。校长们被留下接受新任务：注意老师的思想动向，抓紧给学生消毒。校长们点头称是，心里却在打鼓：这消毒岂不是批判老贫农？批判了老贫农，岂不又得消毒？

    哥哥说，他从不敢请老贫农作报告，他们仗着苦大仇深，根正苗红，口无遮拦，胡说八道，给党和社会主义抹黑。这样的事在其他学校发生过。如有老贫农说，这种苦日子，人老几辈没听说过。有的说，旧社会怕土匪，新社会怕干部。有的说，地主？ kēn（俭省）哩很，抠抠屁股，suē suē（含在口里舔）指头，屁福也没享过，比队干部可差远了！
    哥哥说：我的学校因为没出这种事儿，咱这副校长就摘了“副”字帽。他们说我政治觉悟高，政策水平高。屁，我是怕整到农村修地球。哎，这样的事儿多了！

    （曾把这个故事讲给几个朋友听，他们有的说“是我家乡的事”，有的说“跟我听到的差不多”，言外之意是，我这故事是抄袭的。我告诉他们：你听到的是你那儿的，我说的是我这儿的，大同小异不是我的错。）


    听完大哥的幽默故事，我说，前天，我也受了一次忆苦思甜教育。
    我到家的当天，黄昏时分，一阵歌声传来，很雄壮，仔细一听是《东方红》，便没在意。妹妹提示我注意歌词。可惜第一段过去了，只听清了后两段：
    毛主席，毛主席，
    端起饭碗想起了你。
    幸福生活是你给的，
    呼儿嗨呀，                          
    我们永远热爱你！

    共产党，像太阳，
    端起饭碗想起了党。
    共产主义是天堂，
    呼儿嗨呀，
    我们永远跟着党！

    公社干部在搞“社教’，这是他们的吃饭仪式。大哥说：这算什么？你没见村口、路边新修了好多土地庙吗？不过，里头供奉的不是土地爷，是毛主席。
    我和大哥推测：又热起来了，要不了好久肯定会有新名堂出来。
    （现在想想，咱河南的领导可真是意识超前，文革中的那些敬献忠心形式，他们早就发明出来了。）

    【完】

    转发一篇不相识的同乡（作者家乡文渠与张村相邻）的文章片段：

    大炼钢铁后，秋庄稼没收回来，大队小队家底都空了。59年初，我又被押送回南阳附近的环城公社包庄生产队劳动。那时候农村食堂还没散，顿顿喝用麦糁子搅的稀饭，十天半月才吃顿稀面条，饿的前心贴后背。59年麦子丰收，可还是虚报产量，统购透底，生产队存粮很少。59年秋季干旱歉收，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半收。红薯亩产有1000多斤，玉米高粱豆子收成差。
    到了60年春季，饥荒就显露出来了。从3月份开始，就开始饿死人了。也就是这时候，我又被押送到十里庙砖瓦厂劳动。那里有定量供应，现在回想起来是救了我一命。6月份麦子成熟时，我们在劳动，看到附近的地里，有人饿的忍耐不住，掐麦穗揉搓后吃麦籽。当时有许多从唐河等县逃荒过来的灾民，个个面黄肌瘦。他们是先被集中到南阳收容站，然后被送到砖瓦厂。一个唐河县祁仪公社的小伙子偷偷告诉我，他们那里树皮被扒光了，大雁在野地里拉的雁屎，人们也捡着吃。饿死的人很多，有的村子死人都没人抬出去掩埋，因为都饿的走不动了。
    一天傍晚，我在进城路上，看到一个个饥民面无表情，夕阳下拖着瘦长的身影，在路上蹒跚挪动。有的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在路边，再也爬不起来了。真可以说是饿殍载道，可是谁也无力去救去管。我老家是邓县文渠公社李楼村，100多口人饿死20多个。其中一家是地主，别人敢去偷青苗吃，他一家不敢，结果11口人被饿死7口。由于文渠公社饿死人多，区委书记郑某某害怕追究责任，就开枪自杀了。
    60年秋季收成好一些，又开始了“拔钉子”，凡是拿印把拿勺把的基层干部，统统集中起来整治批斗，连邓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也不能逃脱。县长和我是熟人，后来告诉我，在“拔钉子”期间整天喝稀汤，饿的受不了。有次上厕所，看见墙头上搭有半干的红薯秧子，就拽下来往嘴里填。南阳地区邓县、唐河县是重灾区，唐河县饿死50多万人，县委书记害怕上级追查，领着全家跳井自杀，只有大儿子自己爬上井口，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得以幸免。

该内容已经被作者隐藏,只有会员才允许查阅 登录 | 注册

    美国东部时间2月18日，换作中国时间应该是2月19日，也就是正月初六，奥巴马总统终于按计划会见了那个红衣老赖子，双方聊得似乎很嗨皮。当然，天朝的反应永远是“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这么多年了，老是这句话，一点新意都没有。

    说到奥总，咱中国人对其感觉可谓复杂。奥总在中国不乏粉丝，一者，奥总是个带有国际背景的黑人，虽然同为有色人种，但就咱审美眼光来说，黑人是与帅哥靓女不可能划等号的，但黑人首次当上了总统，带来的感觉必然和克林顿、布什们那些白人总统不一样，再加上对于讲究人情关系的中国人来讲，奥总有个在中国混的亲戚，自然多了一点亲切；二者，奥总不像是政客，更像是偶像派演员，不但长得帅，穿着有品味，而且善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广大奋战在CET、BEC前线的学子们无不都如爆发了小宇宙般激起了学英语的动力，他们不但热泪盈眶地感受到了字腔圆正的美式英语，还仿佛牢牢抓住了正宗的美国精神，这一切，仅仅是源于奥总的那篇就职演说，被奉为经典地摆在了全民英语教育的神案。

    这种崇拜在奥总访问中国时达到了高潮。一度有些男同学愤愤不平于美媚们崇洋媚外完全没底线，你求着上金发碧眼的白人的床也就罢了，咋连看到一身怪味的黑人也眼睛里冒崇拜的小星星？可奥总一来就不一样了，因为男同学们眼睛里也冒起了小星星，以致于坐在奥总身后的红衣女郎就这么莫明其妙地走红了网络。可待得奥总一离开中国，回头就开始了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紧接着又“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跟红衣老赖子搭上了头，咱似乎一下子还没回过神来——如果换成是小布什，早就被愤怒的网友们骂开了，顺带着多出一批新的恶搞视频、图片和文字，以此形容为脑残白痴。

    再如何一厢情愿，奥总终归不是站在中国角度为中国利益考虑的美国总统。如同小布针一样，堂堂第一世界强国，经过全民选举出来的总统，且连任了一届，怎么可能会如此脑残？我们的眼睛，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的永远是他们在太平洋对岸负面的一面，那么在他们眼里的我们，就真的是勤劳善良、爱好和平的伟大民族？无论这种“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表面上的口号喊了多少年，但我绝不相信我们的政府就是懦弱的、只会过嘴瘾的，相反，我相信我们一样有基于本国利益考虑而使出的种种有力的暗中博弈，只是老百姓看不到。

    说到这政治，也就是这么一回事，或者说本来就是无厘头的存在。就好比过节的种种传统一样，我们都只是被支配的棋子，我们永远看不透表面事物后面的博弈背景，但是却又约定俗成的去遵守这个表面的游戏规则。我们或许会去会问“为什么”，但得到的答案永远不会是真实答案，不同的是，对于传统来说，我们也就是在过节的时候偶尔吃一下汤圆，平时绝对不常吃，因为比起与时俱进的各类美食，汤圆真的很out了；而对于政治来说，无论你身上是长满了疥疮还是小鸡鸡短小，你始终要穿上光亮的衣服，炫耀着强壮的身材，然后说：“看，这就是真实的我。”  

    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或者说真相与暗中的博弈总是掌握在政治家手里，却绝对不能上台面。但凡政治家之间，总会有些默契，彼此之间都是心知肚明。无论是从商还是从政，为了达到目标总要不惜手段，哪怕暗中违背公开的规则——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有间谍，因为间谍总是违反法律的存在。就像上市公司总要放出一些利好消息来安慰一下被套牢得捶胸顿足的股民们一样，一向注重口号宣传的天朝总要习惯性地向人民交待一个态度，虽然不厌其烦的重复显得太过没有新意，但总不至于为了一颗丑陋的棋子，而悍然投下原子弹吧？

该内容已经被作者隐藏,只有会员才允许查阅 登录 | 注册